借来的日子
放假了。
去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。
我还是穿毛衣、长裤，一件大衣。
再穿多就变成不倒翁了，那算什么，昨天睡了一个午觉，今天精神居然不错。想起前天大醉，不免有点惭愧。
喝醉了，第二天还是要起来做人的，况且像我这种醉，不过是静静的在一旁坐着，又不碍人，又不装疯，很是不值，下次可千万不能再喝了。
弟弟请我化一下妆，我看看镜子，一张脸是形容不出的苍白，如果涂了胭脂，那红色必然是非常人造的，然而还是化了一点妆，自觉那张脸更奇怪了，仿佛像棺材里的人，硬硬的加点颜色。
我无意大清早咒自己，然而感觉是感觉
阿弟居然很满意，他笑道：“果然不同了，三十岁的人，还可以充十八岁。”
我也不说什么，他的女朋友穿了一条布的长裙，一件不长不短的大衣，颜色又不配。看不过眼，把一件貂皮借给她了，籍口是“耽一下铺地毯的人来，恐怕会顺手牵羊，不如穿在身上。”她穿是穿了，但还是不大相衬。
弟弟问我：“你没有长裙子？”
我没有什么？我什么没有？我四季的衣裳是清楚玲珑的，我什么没有？我叹口气，未必沦落到如今，就是说我以前未曾好过，即使是今日，也没有什么沦落的，买毛衣始终要找到“优格”的店铺为止。
毕业典礼很好玩，所有的教授都出来了，身上披着各式各样颜色的袍子，手中执杖，校长坐在中央，有人在弹管风琴，列列的管子排列着，大堂既高又深，典型的英国，我现在发觉英国人与中国人竟有什么多的相同之处，至少迟到与不守时就是其中之一，连毕业典礼都足足迟了十五分钟。
阿弟坐在左边，披着红色的丝绒袍，金黄缎子的披肩斗蓬，一顶黑色的圆型丝绒拿在手中，其他的博士不是面有肃容，便是紧张过度，他却在那里挤眉弄眼。我也曾问他高不高兴，他答：“既是辛辛苦苦读出来的，又不是拣回来的，有什么太高兴呢？”
他说得很对。我也不喜欢太辛苦得回来的东西。
我在看那一整排的男孩子，看有没有漂亮的。我与弟弟的女朋友说：“第一排那个，长得不错。
“往上看的那个？”
“嗯。”
“是的，”她点点头：“不过有点骄傲。”
我一向喜欢面有傲气的男孩子。我认定了他的脸，耽会儿趁个机会，叫阿弟介绍。典礼不过是典礼，上前握手，下台，报名，如此而已。完了大家走出礼堂，阿弟一手抓住我嘻嘻笑，“看中了什么人没有？”仿佛这是我挑男朋友的机会。
校园那么大，都是博士，来来去去，一件件的红袍子，我看到了刚才那个男孩子，就指着问：“阿弟，你认得他吗？”
阿弟摇摇头，“别的系的，但一定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”
我笑了。
末了我穿了弟弟的袍子拍照，存心闹一下，既然有人吹牛得了学士，我也能吹四个月得博士，把照片搁在姊妹上登一登，也可以让大伙儿笑一笑。
然而我真的在读书。天天读。读功课心在稿子上，写稿子心在功课上，放了假，整个人反而失了重心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，头一天就喝醉了酒。
阿弟的一堆朋友走过来，我看着他们打招呼，说笑。
亦靖答“不，我不是博士！我去化妆舞会。”
弟弟猛地推了我一下，“你怎么了？那个男孩子，就是你说好看的那一个呀，他倒看你，你怎么没发觉？]
“啊？”我心里一股失望“是他吗？我不知道。算了他脱了炮子，就不对路了。”
我却又是很多感触。找一个男朋友，真的这么难？还没走完校园，天却黑了。这边天黑得快，我没有手套，手指好像随时就会掉下来的。
我没有悔意。现在所过的每一天，都是借回来的，我的生命早已经终止了，去年十月，在台北就终止了，现在活的每一分钟，都是上帝的特别恩赐，快乐与不快乐，我不能说什么。
我在寒冷里走着，鼻孔嘴巴都冒着白气，有时候下几团老大的雪，一会儿又变成了雨，弟弟声音：“喂喂喂，看车子，看车子！过马路怎么永远不看车子？”
是有愧意的，前天醉成那个样子。与师傅两个人合喝了一瓶拔兰地，他老先生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，弄得每个朋友身上都是血。我只是呆呆的坐在沙发上想心事，一切往事都回来了——父亲开门的锁匙声，二十年了吧？生日时收到的洋娃娃。做杏仁豆腐给他吃。为了一个陌生人放弃了-切，十年间的事像走马灯一般的上来。
有人写信来说：“你这般怕冷的人，怎么受得了……真替你担心……"也算是关心？
我总是微微的咳嗽，吞亚士北罗止痛。脊椎骨并没有好，第八节还是老模样，第五节又新发了！医生说可以扣一片钢块，一个半月后拿下来，准妥当。我说妈的开什么鬼玩笑以后没上过医生那里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当它没事，还不是这么的过了。
人人都叫我当心身体。特别是编辑们，仿佛我真是一个风吹草动的人物，在学校，教授一直嚷“拿不动不要紧，叫男孩子帮你忙。”于是别的女向学都妒忌起来。我很尽力，凡事我都是尽力的，十年来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的稿子总未曾断过，这一点想回来，我是开心的。益发爱写了，尤其是在过这种日子。
醉了以后，我好像又回到以前的时间里了。
教调酒，老师拿了个空瓶，我倒来倒去倒不出酒，男同学笑，“衣莎贝，拧酒瓶，拧一下就说不定有酒出来了。”我听了这话脸色一变，瓶子就落地摔破了。
是几时的事情，他在飞机上拧汽水？好像没有多久吧，怎么就落得这样呢。我只记得我上了飞机，廿小时！下了飞机，就看见了弟的脸，一晃眼，也就四个月了，都是借回来的日子。
弟弟好声好气的劝我，“叫你来，都是让你忘记以前的日子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？如果我有什么不是．大冢都是急脾气，你得原谅我。喝醉了酒，人人都有的事情，有什么大不了呢？不稀奇。”说着他也哭了。
我指着镜子对他说“姆妈在镜子里。”
他用毛巾盖上了镜子。真是惭愧，醉成这样子。
平时我总是一套红棉袄，亦靖最讨厌这套棉袄，就像去年在台北！美芳也讨厌我那套豆青的棉袄。她白我一眼说“真像个抽鸦片的。”
一点半天就黑了，我也打个午觉，眼蒙蒙的老觉得不对，挣扎醒来，才发觉原来不是在家里了。于是呆呆的洗澡换衣服，也不怎么的耽心前途。
文凭总是要拿的，无论如何得毕业。然后找份工作，在台北找一份工作。稿子也是要写的，写了那么些年！除非是编辑说我们不要你了，否则还是得写下去。
师傅说：“你还好，心里想的，总可以写出来。”
我承认这是我的幸运。
师傅是弟弟的同学，教功夫，大冢都叫他师傅。在我处借了一套脂评石头记去，才得廿几回，不是最好的一本，也开心得不得了。
到了此地，我才带了三本书：一套石头记，一本张爱玲，一本词选。都藏在行李底，让家人知道是要骂的，行李穷过磅，还带这些会背的无聊书本。倒把些要紧的衣物漏在家里了。现在的东西五化三飞，一些在香港，一些在台北，在身边的反而不多。
母亲写信给阿弟“如果阿姐可以熬过这个冬天——”
把我当一头蟋蟀了，然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。
我是没有遗憾的，这些年来开心也开心过，玩也玩过了，如今连大学生的瘾也过了，我很高兴。案头上依然放一张汪萍眼若秋波的照片，搬了家，连唠叨的房东也避过了，只等户主差人来铺了地毯过节过冬，真的没有问题，拿我的稿费在曼彻斯特这种小城花，一半也是太多了，也是豪华的，我实在没有夸张。
只是弟弟替我担心，我老是趁下雨的时候才出去，溅得一腿的泥。洗了头永远不吹干，到处走。我老了，我想。从几时开始，我已经不能再爱一个人了呢？或者是最近，实在没有碰到什么可爱的人？男的女的，都不值得喜欢。
弟弟给我气死。两个星期之前他匆匆忙忙的对我说“有人找我做翻译，去访问中国家庭，以便写论文，那男孩子长得好帅！从来没见过那么登样的男孩子！”
我稀罕的答“我倒想看一看。”
结果看到了那个男孩子，我笑了，我说“这叫做登样嘛？你眼睛不知道长在哪儿！这个男孩子不过是稍微端正一点而已。”
阿弟顿足道“真不知道你的要求如何！”
那天回来了，他说：“添美臣问我，你怎么老笑，我只好说你根本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女学生。”添美臣是那个人的名字。
那么还有一个人，老跟着他学宁波话，叫做非腊露斯，我叫他玫瑰先生。这个人很风趣，我教他，教得很道地，前天他上哈佛读博士去了，给硕士论文我看，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“感谢衣莎贝亦舒倪小姐——香港的记者，作者——给我的帮助。”我也笑了。
物以稀为贵，谁都是博士，仿佛博士也不太稀奇了，可怜寒窗十年。我各式各样的补习老师特别多。有机化学揽不清楚，大喝一声“哪个是念化学的？”总有热心人士同情我八十岁学吹打，挺身而出。
博士也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人，挤在电视室看旧片“巴巴丽娜太空英雄”，珍芳达一穿了衣服，众人嘘声大起，表示不满。到电影会去看戏，一定有人杷说明书折飞机朝银幕下扔，扔得远，大家便鼓掌拍手，热闹非凡。校方忍无可忍，在说明书下写明“谁折飞机扔便罚谁”，但是他们改擢纸船，照样飞，或是吹肥皂泡，或是用橡皮筋弹人，什么都有。都是顽皮鬼。
然而不久这样的日子也厌了，没有透气的机会。每天上课，从九点到四点、五点回来洗头洗脸，拿出功课，已经该吃饭了，平常英文也不见得壤到哪里去，就是用不上，经济科上的题目问“为何需求线通常自左向右斜伸？”一头雾水，拿了丙减。真是日月变色的没脸。这与咱们家的阿B哥有什么分别？恐怕B哥也有进步吧？